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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漫长岁月中，保留有一种“神道设教”的传统。这种传统是蒙昧时代万物有灵论与社会教化相结合的产物。虽然许多民间信仰在封建社会被官方视为“淫祀”，但也有许多民间神祗受到封建帝王的敕封，即所谓“法施于民则祀之，以死勤事则祀之，以 劳定国则祀之，能御大灾、捍大患则祀之”。城隍信仰在古代得到官方的认可，特别是在明朝之后得到皇权的刻意推行，直至封建社会的结束。 作为官方认可的神明信仰，从社会功能分析，过去学者多从“神道设教”、维护封建统治方面着眼，如同看待一切宗教一样，认为是“精神的鸦片”。实际上作为一种社会事象，其社会功能不可能如此简单，对城隍信仰的社会功能分析亦不能如此简单。 一 城隍信仰在唐宋以后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鼓励，逐渐在全国许多地方传布，特别是自朱元璋取得皇权后大力抬高城隍的地位，城隍信仰遍布各地，成为官方公开支持的一种神明信仰，对此，《明史·礼志》、《太祖实录》均有较详细记载。洪武三年，“定庙制，高广视官署厅堂”，“在王国者王亲祭之，在各府、州、县者令主之”。后来形成地方官上任须先斋戒沐浴、祭拜当地城隍的惯例。最高统治者利用神明自然有其目的。朱元璋获取皇权之后，希望百姓不要再造**，以保皇权稳固。洪武二十年，他改建京城城隍庙大兴土木。庙宇竣工时，他对翰林院学士宋濂说：“朕立城隍神，使人知畏；人有所畏，则不敢妄为”。一语道破封建帝王利用神明巩固其 封建统治的目的。朱元璋的儿子朱棣有一道诏书曾刻在北京都城隍庙的石碑上，其中也道出其推行城隍信仰的目的：“监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，伸幽明举不得侥幸而免”。 城隍信仰和其他神灵信仰一样，有其消极的一面。但若将城隍信仰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事象来考究，其社会功能却是多种的。例如：在古代社会的某种特别时刻，城隍信仰有凝聚民众的功能；城隍庙会也有集市贸易的功能；迎城隍又带有娱乐功能等等。 本文将详细引证闽台方志等资料以说明城隍信仰的另一种特殊功能，即“神道设教’”所教化者非仅百姓，而且包括统治阶级中的一些地方官吏。
二 为吁祷甘霖普济极旱事。窃以民依恒仰赖于神，舞 必竭诚而请。台阳分类之扰，稍干天和；制府整旅而来，爱定地守。去疾即是树德，取残允宜屡丰。乃去年自秋 冬，罕沐甘雨，北路由内及外，皆被台风。怅晚收之减于前，望改岁之协于顺。何意九十之春光已过，寸尺之膏泽未 。枯槁有如 乾，炎蒸无殊盛夏。偶然燥极云起，骤散于当年之风，即或润洒凉生，仍企彼脐西之霓。内山埠圳所蓄，尚能溉田；广平 相望，奚由布种！毛泽尽则时穷，人力竭则农困。前言多识，斯古神人之应上公；旧章可循，征汉名儒之著《繁露）。靡神不举，匝月无灵。讵彼苍不仁悯斯民，殆有司弗恰恭厥事。假守半载，从政一善无闻。宽未济则驱雀稽诛，惠未周则嗷鸿难集。或庶言庶狱之多积压，吏因缘以为奸；或要誉要名之近逢迎，人寿张以为幻。满假不能持戒，怨管未由上闻。遂以诊气召咎征，常引积衍发深省。伏愿城隍尊神，偕诸神转达上帝，罚此尸位， 彼编氓；速降三日以往之霖，顿苏十旬以来之旱。民食不乏，祸衅潜消。古人或躬为牺牲，或亲系 ，皆刻苦而自责，乃感格之有由。传安窃欲稽古而仿行，尚恐荣名之徒貌，惟是为民请命，何忍当官惜身。凡有殃咎之加，总无怨悔之念。伏冀尊神默鉴愚悃，普施农膏，玉烛既调四时，金攘仁盈千里，易胜企望之至。道光七年四月初九日，暑福建台湾府事鹿仔港理番同知邓传安谨疏。 牒台湾府城隍文 伏以鬼有所归，乃不为厉。中元郊外设祭，载在国家祀典。所以妥无主之游魂、惟城隍尊神，实莅其事。台郡人民，半自内地冒重险而来，进出以鹿耳口为门户。船只或阻浅阻风，不得径出径入。问值滔天巨浸，人力难施，往往失事，其险倍于外洋。如今春领钩井兵，及秋初游客棺枢眷属，载胥及溺，得生者少，远近伤心，谅亦蒙神怜悯。顾故土之思，人鬼同情。冒险不得其死，死而有知，眷顾依迟，岂肯恋恋海外？近日海吼异于前时，焉知非游魂为厉？往祷设醮，已馨有司之忱。仰惟威灵公爵秩尊显，如一路之福星，海岛商民内渡，必官给照乃行。想幽明事同一体，为此碟呈神鉴，伏冀俯念无主游魂，陷于险远，思归不得，默赐引导，护还故乡，得享族类 祀，不淹滞于寂寞荒埔。稗海外长庆安澜，实千里无疆之福。道光八年七月十五日，福建台湾府知府邓传安谨碟。 在（龙岩州志）艺文志二中保留一篇明龙岩知县汤相的《重建三坛记》。由于城隍之祀与风云雷雨山川合祀，故录下，从中可以看到汤相之为官： 重建三坛记 夕之常职有二： 在治民，在事神。二理合一，不容偏举也。龙岩故有三坛。各建于南北之郊。北祀社稷；南祀风云雷雨、山川、城隍；附于北坛之西者，祀邑厉。岁久颓篱弗治，四顾荒芜，畜牧樵采莫禁。春秋致祭扫除，已而复然。嘉靖癸丑，相奉命令兹土，敬谒神祗，阅之恻然。顾民 方殷，未逞修建也。稍加禁聋，岁时裸献，益严对越，罔敢少懈。越岁丁已，学校渐兴，民事渐庶，乃捐俸授谋于 老人，分董其役。时命典史谷钟性省试焉，仍其旧而增饰之。崇址列阶，位序整翼。斋宿有所，宰牲有房，门垣严密，允可凭依。经始孟春望日，越三月告成，祀典攸崇，邑人胥庆。予愧奉职无状，四易寒暑，年谷丰登，雨赐时若，城池保障，灾害不生，神实贲以默惠，民用迄于小康。相虽不敏，于治民事神之道，合为一理，或藉此以自道，罔痹厥职也。遂记之。 在方志中常保留有一些地方的重修城隍庙记，主持重修者大多是“以勤事民者”。乾隆《南靖县志》中保留的一篇《重建城隍庙记》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明显的例子： 重建城隍庙记 王命爵（河东两浙运使） 天下郡邑，威庙能城隍，司察一方。春秋仲月，合风云、雷雨、山川、社稷并坛而祭，视群礼实重焉。吾邑，自元至正肇创，我朝因之，庙宇旧在县北，祈祷灵验，比诸邑为最。嘉靖辛酉问，罹兵焚，守土者亟议迁城，故去邑二里许。迄今三十骥，寥落倾颓，民无固志，识者忧之。万历癸已春，新会陈公，以名进士来莅兹邑。公，忠爱天成，谟 渊塞。下车日，广询民 ，慨然有兴复之思，而未逞也。 乃公躬节俭，恤疾苦，役非急不兴，财非公不欲。越一年，政通民和，孺裤之歌，盈于道路。遂相度形势，区画工费，谋于士民，白诸当道。择部民廉干有心计者分董其事，授以成画，而躬督率之。池城、学校、仓凛、祠宇秩然并举。爱即邑之中正宏丽、钟灵镜秀者而建庙焉。饰旧鼎新，伐石陶 ，中为堂，前为亭，东西为庆，门墙阶 、窗棂户 ，幽明之礼，劝戒之义，靡不具备，盖彬彬乎逾旧制矣。经始于甲午季冬之吉，不三月而告成。山川生色，老稚腾欢，若有神以默相之者。 夫古之君子，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，是以民惠其德，而神锡之福。公居安虑危，未雨绸廖，皇皇然为千百年久远计。其爱民一念，真可动天地而格鬼神。故役民而民不知劳，赋民而民不病费。神之听之，舒英阐灵，奠安黎庶，纯佑忠良。俾豪俊登庸， 壬屏迹，责皇风于清穆，绵国柞于灵长。神之 实公之赐也。崇德报功，谒有纪极，岂特一时之歌颂已耶！公讳宗愈，字抑之，万历已丑进士，其惠政当别见 于他乘。主簿夏君熙，典史于君 ，教谕叶君 ，司训韦君万良，与有劳绩。而朝夕桔据，趋事恐后者，原任龙川巡检，邑人陈一和也。 撰文者王命爵在《南靖县志》中有传： 王命爵 字仁卿，金山人，号一所，嘉靖乙卯举人。父良佐，以辛酉靖邑之陷，为饶贼所掳，命爵亲诣贼巢，求身代父，贼感其孝，两释之。初授密县教谕寻迁庐江令。均平田赋，清革马税，却除例金。迁南京兵马司，以治狱不冤绩最，擢韶州同知。从征罗滂，筑西宁城有功；榷南雄关，一尘不染。两台交荐，加四品俸服，盖异数也。嗣升广西太平府知府，信学蛮貂，清畏人知。升两浙运使，以母丧归。复除河东，积羡悉归官 。岁歉，捐俸赈饥，所全活甚众。自同知迄运使，三次入觐，三锡清廉之宴，诚所谓遇知天于矣。致政归家，宦囊萧条，布袍疏食，洒然自得。卒时年八十。家贫，称贷以殓，无愧古廉吏也。 王命爵作为一个封建官吏，能“积羡悉归官 。岁欠，捐俸赈饥，所全活甚众”，“致政归家，宦囊萧条，布袍疏食，洒然自得”，以致于“家贫，称贷以殓”，真所谓“清官”是也！ 陈宗愈在《南靖县志》中亦有传： 陈宗愈 新会人。万历已丑进士，二十一年知邑事。廉明强干，始议复建旧县，令有田而富者，各自占高下出资，遂邑中自爱而能颐指人者董其役。凡七阅月而城郭、学校、仓凛、廉舍，皆次第告成。且筑高塔双溪口，以助形势。上不损公，下不劳民。植弱锄强，公听断，小过辄释。有讼田者，虽盛暑严寒，必履亩躬视，片言立折。民钦之若烈日，爱之若甘雨。升南大理评事。士民立专祠祀之。 一个官吏离任之后，“士民立专祠祀之”，说明他真的是有遗爱于民者。 “神道设教”在今日看来是属迷信行为，一些古代地方官吏并不赞同，遍地丛生的“淫祠”往往在其摧毁之列，但城隍信仰却得到保留。在我省有二个很突出的例子。南宋修纂的《临汀志》有如下记载：庆元间，郡守陈公晔重修城隍庙。庆元二年陈晔知州事，当时，“俗尚鬼信巫，宁化富民与祝史之奸者，托五显神为奸利，诬民惑众，侈立庙宇，至有妇人以裙糯畚土者。晔廉得之，窜祝史，杖首事者，毁其祠宇。郡人广西帐干吴雄，作《正俗论）二千余言绝其事。民有疾，率舍医而委命于巫，多致夭折，乃大索境内妖怪左道之术，收其像符祝火之，痛加惩禁，流俗丕变。” 看来陈晔算是一位“破除迷信，移风易俗” 的官员，做地方官也是有德政的。宋景德年间，在古田县也有一位有德政的地方官，“毁淫祠数百”，独存城隍城： 古田城隍有旧、新二庙，旧庙，在一保云津坊之西，新庙，在县治西，皆祝拓主神也。神姓刘，名疆，世生此土，唐开元间率众归命，愿编户为县。元宗嘉其忠顺，使掌县事。未几纳职，请置吏，偕子弟、族人退居，以俟朝命。诏书褒美封爵，食禄于家。殁而立庙 豆之，号“宁境”，称为“拓主”，父母子弟同享血食，庙地即其故居，或以为旧治即一保之旧庙是也。宋景德问，李堪为宰，毁淫祠数百，独存此庙。……（乾隆《古田县志》卷之五坛庙） 各方志中保留不少重修城隍庙的记文，为我们考察地方官吏的修庙行为提供了资料。冯梦龙在《寿宁待志》中说。“余谓事神、治民，有司之责，未有不能事神而能治民者”。叶向高在《福清县重修城隍庙记》中说：“虽曰先成而后致力于神，然未有慢神而不虐民者”。在治民与事神遇到矛盾时，“好官” 往往采取自己捐俸或暂缓“事神” 等行为： ……吾邑城隍庙创自宋康定间，入明而况侯 、陆侯从大、罗侯向辰、叶侯梦熊先后修茸，皆贤令也。更个数十年又复颓 。岁已未，霪雨为灾，毁城垣，没庐舍，并及城隍。属王侯自崇安以治行优异移令邑。抵任未几，顾瞻庙貌，慨然日： “是唯令事，易敢缓图？” 时方有辽役，公私俱困，无所得货。余谓当劝邑之有力者使输助，侯戚然日：“是唯令事，易敢烦民？”乃卜日鸠工，计徙庸料，木石、蜒、 垣、陶 ，皆手自课较，一切经费悉出自侯，邑人若不闻。……（见乾隆《福清县志》“艺文志” 叶向高撰《福清县重修城隍庙记》） 余日：“初莅官，不务民义而先鬼神，非智”。于是，尚节俭，杜贿赂，剔奸顽，均摇役，崇明亏巳。……于时誊老吴邦环等请曰：“神佑吾民恩握，民敬神，情未将。今庙将祀，欲新鼎建，乞使君主之”。余日：“即今政通民和，百废俱兴，况庙祀当首建者”。乃劝民出资，总得钱二百四十缗。买材龙川之浒，伐石良冈之阴，墙去蚁囊，檐蔽风雨， 革 新，轮奂胜旧。后寝廊库，焕然改观，仪门夹室，伉爽幽雅。落成祭告，余忝主神祀，有阴阳表里之义，当与神誓，遂执爵，祝日：“乾延为民，立庙事神，春秋享祀，礼极修明。欲奠民居，足民食，御灾捍患，神当钦奉德意”。又祝日：“民建新庙，岁事必祷，忧患必祷，欲感遂通，神当式副民意”。又祝日：“锡庆罔替，敬恭靡懈，神当赫赫，厥声濯濯，厥灵于万斯年富庶寿宁”。……（乾隆《长泰县志》卷之十一艺文志，明邑令刘铎《城隍庙记》） 据该志卷七“秩官志·名宦” 载： 刘铎 廉明练达，政尚宽厚，劝课农桑，留心学校，疏治 塘，坛庙、廨舍、无不修暮。每月朔望，则封（对）神祷誓，不为蠢政害民之事，而心事如青天白日。历任九载，始终一节，刑清讼简，事集民安。民畏其威，亦怀其惠。及去，民立碑思之。
三
城隍神原先只是保护某一城市安全的神灵，后来其神格从自然神变为社会神，其职能也扩大了，变成与地方官吏相对应的掌管一方事务的神灵，其来自幽冥之中的超自然的威力比阳间地方官吏更胜一筹。“凡新官人境必致肃斋宿而后履任，祈祷水旱必先碟告”（高拱乾《台湾府志》卷之六典秩）。我们今天可以想象那些地方官吏“诚惶诚恐”地匍伏在城隍神像或神坛面前祈祷的情景，揣测其心理无非三种：一是不信神，但为守制而不得不表演一番；二是将信将疑，宁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；三是真诚地相信神灵的存在，虔诚致祭。城隍信仰的社会功能在第二、三种地方官吏身上无形起到3种“督官” 的作用。“聪明正直” 的城隍神对于信他存在的地方官吏来说肯定具有威慑作用。中国自古以来“神道设教” 的传统，在城隍信仰中的作用是不但教化了百姓，也教化了统治阶层中的一些地方官吏。当然，一个地方官吏的德政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，并非仅仅因为有城隍信仰。 不论是信仰的教化还是儒家学说的教化，在封建社会中教化有其两面性，一方面为巩固封建王朝起了作用，另一方面通过地方官吏这个中介有利于百姓休养生息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