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一、 称谓考 城隍，古称“水庸”，指城池也，如《礼记》：“水则隍也，庸则城也”。五代后梁曾一度改称“墙隍”，因避朱全忠之父名“诚”（与城谐音）之讳。墙指城墙，不悖原义。 城隍神，俗称“城隍爷”或“城隍公”，被尊为护卫城池之神。历代帝王对它加封爵位，依据府县大小，分别封为帝、王、公、侯、伯等。如明太祖封京都城隍为帝，封开封府城隍为王，封各府城隍为公，封各县城隍为侯，个别小县城隍为伯。 二、 人格化 《八闽通志?寺庙》记载所谓“人格化的神”是唐宋时期造就出来的，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死后被人奉若神明。诸“神明”生前有的忠孝节烈，有的神技高超，有的造福民众，等等。如《宋史?诸神寺》记载：“凡天下名在地志，宫观陵庙，名山大川，能行雨者，并加崇饰，增入祭典”。就是说：有名在地方志的人，死后“能行雨者”，加以崇敬，装饰为神，建庙祭。福建历史上名在地方志的林默、吴本、陈氏夫人，死后成为人格化的神：林为“海神”，吴为“医神”，陈为“护城神”。此外，《闽书?方外志》收录宋代福建名僧为人格化的神有：三坪祖师、清水祖师等，他们生前也都有姓有名。城隍神更如是。《宋史》：“（苏）殉节于邕洲，交洲人称为苏城隍”。还有：江西城隍名“灌婴”，杭州城隍名“周新”，广东城隍名：“文毅“，雷洲城隍名”陈冯实“，等等，都是人格化的神，连在家供奉祖先的神祖牌，同样有姓有名。 福建也是如此，据《三山志》记载，福洲在晋太康年间（280-289）也早有城隍庙，奉的是周苛。他是楚汉战争的御大夫，西汉刘邦为纪念周苛，封他为县神，下令天下县各附城立庙奉。因此，闽侯县官村附城也就立庙奉他。1981年文物普查时，发现该庙青石门额横匾有“唐城隍庙古迹”。此匾是唐天复四年（984）重修时悬挂的，所以在清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年）再修时，立有城隍庙碑，记载：“吾乡之祀城隍也，自唐武德中置县而始。”庙联：“西土沛恩高千载，犹蒙感应，南邦资卫六一都，共仰声灵。”道出该庙历史的悠久和周苛捍卫都城的壮烈。今日侯官城隍庙仍在，1999年被列为闽侯县级文化保护单位。嗣后，各府县人格化的城隍神越来越多，其姓名或被遗忘或被省略，也就不立神主牌，改为塑像。城隍神像还不止一樽，如旧有厦门城隍庙就供有两樽，一泥塑，一木雕。 三、 论职司 官方对城隍神有拟人的的封疆爵位，也就有其割据一方之土的职司，主要是司城，捍卫城池也。到了明朝，明文规定：除京都的城隍神为承天监国司民外，其他县府都为鉴察司民《明史礼志》，其职司已是司城、司民兼而有之。而京都的城隍神还有“承天监国”类似代天巡狩，钦差大臣的高位。司城即司空，古代皆为官名。汉成帝时的大司空，与大司徒，大司马，并列为三公。人格化的城隍神，如上所述，也有被封为“公”的。 城隍神的司职涉及方方面面： 其一，旱涝双御。 《春秋》：“郑，灾祈于四庸；宋，灾用马于四庸。”远在春秋时代已有遇旱灾而祈雨于城隍帝。 唐代河南人，杰出文学家韩愈，他在潮洲为雨而有《祭城隍文》：“维年月日，潮洲刺使韩愈，谨以柔毛、钢 、清酌、庶羞（按：钢 谓 也；庶羞，单味也）之奠，祭于城隍之神。间者以淫雨将为人灾个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尔明神。明神人之不幸 白日显行，蚕谷以登，人不不觯咨嗟，唯神之恩，夙夜不敢忘怠，谨以良日，恭率将吏，荐兹血毛（按：生宰的牛、羊、猪三牲）、请 嘉羞，侑以声音，以谢神。”祈雨供品较简单，得雨答谢隆重。 以福建来说：惠安螺城镇有城隍庙，旧俗祈雨时，常抬出城隍爷，与龙王爷的偶像，平起平坐地到郊外祭奠。 其二、救死扶伤 潮洲韩公祠内前厅西墙立有清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年）的《抄勒羊城城隍庙中碑记》：“抄勒羊城城隍庙中碑记教人良方并其原叙”。“今诸君同兴善念欲以此方公诸海内，恐不能遍，因刻石于广州城隍庙中，人人共见，永其流传，无非爱人之心。‘原文原叙而外，还有中药处方，都被移植在潮洲，也“人人共见”供城隍神以救死扶伤。 《厦门专》记载：“疾病富贵家延医诊视，余皆不重医而重神。”所重之神，常是城隍；重神仍须药医。于是，该志又说：“以两人肩神舆行，作左右颠扑状，至药铺以舆杠头遥指某药，则与之。”其实，药铺有识病知药者，常给一般中药，小病可愈，大病无效。然而，这也所谓“救死扶伤”吧。 其三、监察司法 仅以福建来说： 尤溪有宋淳熙元年（1174年）始建的城隍庙，其城隍神，按县级制封为“监察司民城隍显佑伯。”县志说官员：“新初到，必克制斋舍，入庙致祭设誓，而后任。”如清道光二年新任知县孙大锟致祭祭文说：“岭南未学，承令此邦 所自信者唯清，所自矢者唯慎。或贿赂行欤？宾饮荒欤？博奕废职事欤。是上负朝廷寄托之重，中辜大吏委任之心，下忝父母斯民之责。唯神鉴观，是宜加以诛。”又说：“此所以帅先以图治于昭昭之地，唯神所当默佑以辅治于冥冥之中。”这知县既是向神也是向民设誓“图治”，神“辅治”。当时，城隍神竞有“监誓”的职司。 尤溪西郊外还设有“厉坛”。明清朝廷规定：明清、中元、下元等节，由城隍神和官吏分别代表阴阳两个最高长官，主持“厉坛”祭典。祭文例有：“我官府如有上欺朝廷，下枉良善，贪财作弊政害民者，灵必无枉，一体昭报。”又对不肖、不睦、悔法、欺善等行为，提出：“神必报于城隍，发露其事，使遭官府 若事未发露，必遭阴谴”。又对为善正直之人，提出：“神必达以城隍，阴加保护，使其家和，农事顺，父母妻子保守乡里。”可见城隍神既有监察又有司法的职司，还有接受其他神的举报，所以是当地“阴间”的最高长官。无怪乎明太祖曾对翰林院学士宋濂说：“朕立城隍，使人知畏，人有知畏，则不敢妄为。”而福建泉洲城隍庙就有楹联：“是是非非地，冥冥晓晓天”也寓城隍神有辩是非、暗察明访的职司。 其四、捍卫城池。 福建石狮城隍庙，相传是明嘉年间诿寇攻陷永宁城时，一陈姓用被单包裹永宁城隍公（按：朱元璋昭令城隍庙封神号为“公”，因永宁卫管辖崇武、厦门，是府级）的塑像，带到这座明洪武年间始建的庙宇。（今石狮市永宁镇区东南方）供奉。该庙楹联：“螯卫固金汤，民赖御灾捍患；城隍勋忠佑，职司理幽明。”道出城隍公既御天灾，又悍外患。 四、 说衍化 《太平府志》：“城隍庙在府承德坊（今芜湖），赤乌二年（239年）创建。”所以，宋陆游的《宁德县城隍庙记》有“唐以来县皆祭城隍。”清《两般秋雨随笔》也有“城隍之有庙，则始以吴。”这些记载，都是因为“赤乌”是三国时代吴大帝孙权的年号。 衍化到六朝，许多志书记载城隍。《北齐书》说：“城中先有神一所，俗号‘城隍神’公私每有祈祷。”《隋书五行志》说：“梁武陵王王纪祭城隍神。” 陆游所说的“唐以来县皆祭城隍”，可见祭城隍衍化到有城便有城隍。如明朝洪武二十五年（１３９２）建厦门城，也建城隍庙在南门城内衙口街（约今古城西路马路中断中段），并且以建城之日（据说农历五月十一日）为城隍诞。 昔日厦门城隍庙殿前庭院两边走廊排列十二司官、牛头马面等泥塑。《楞严经》：“牛头狱卒，马头罗刹民间俗称阴司鬼士卒。正殿供奉城隍神像和文武判官塑像。判官，唐时是节度使、观察使的僚属，宋沿其制，各府洲皆有，明时置洲判官，视其事多少，员数无定额。厦门地处沿海前线，除文判官外，还设武判官。这样，厦门城隍庙诸神人格衍化如阳间，而且城隍庙城隍神，俨如所谓阴间的阎罗王，其权力相当大。无怪乎石狮城隍庙联：“阴阳非有两般理，善恶只凭一点心。”道出阴间阳间同样道理，判善判恶要有良心。还有门联：“神本是聪明正直，汝何须果酒香花”，道出神本是正直人所化，生前死后都能奉公廉政，何须非份的物质供奉。 城隍神原先只有保护城镇安全的职司，如使当地免受水、火、兵匪、盗贼的侵扰，如清朝福建尤溪知县孙大锟在祭城隍神文中说：“若夫风雨不节，寒曙失时，民有妖扎之灾，物失咸苦之性，此则神当为民请命者。”这是自然属性。后来，自然神衍化为社会神，变成与当地官吏相对应的掌握方方面面事务的神灵，甚至阴间阳间都管，因此，当时民间对城隍神认为有超自然的威力，信任它胜过信任官吏，供奉纪念牺牲的先烈，有如清明祭墓的传统文化，形成宗教文化、城隍文化。这从历代文人如张九龄、杜牧、李商陷等都有祭城隍的文章，可以看出。 五、 论认同 城隍有着尊人为神的信俗和拟人吏治的特点。明清以来，大批福建和广东的人们移居台湾，数典不忘祖，同安移民首先在“猛 ”建造“霞海”（同安“霞洋”的衍化）城隍庙，后迁“大稻程”）。从此，城隍神巡到台湾各地，至今建有44所城隍庙，对城隍神的信仰，两岸认同。 城隍一般是一县一庙，也有一县两庙的。如福州在鸦片战争后，还有一个为纪念林则徐而立的生祠，虽供林则徐，但有人奉如城隍，这除人格化外，林氏的高风亮节，也为闽台两岸所认同。又如厦门也有两个城隍庙：一个今中山路与墙顶巷横价之间的城隍庙巷，神庙虽废，地名仍在。一在今南华路11-2号，其庙今日作为福建省民俗学会闽台文化咨询部，可见城隍文化也为两岸认同。 城隍神，有的是史册载有其人，有的是民间传有其人。他们生前或开疆辟，或为国捐躯，或济世救人；死后英灵宛在，感昭群众，为其立庙敬仰。研讨其历史文化，对于连结海峡两岸人民的思想感情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，也是共同认可和愿望。为此，闽台城隍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已举办两届。今年底，福建省社科联、民俗学会、历史名人研究会联合召开第三届研讨会，集社会科学、民间习俗、历史文化之大成，专家学者将再进行广泛的交流。 2000年12月8日 |
